重新思考人力资本、创造力和城市增长
作者：秘书处 发布于：2024-09-05 文字：【
大】【
中】【
小】
摘要：
转自 微信公众号 国际城市规划
全球汇 |『城市研究经典文献』重新思考人力资本、创造力和城市增长 (qq.com)
1 城市增长之谜
当代社会科学最复杂的谜团之一就是城市增长的原因和相关人口流动的空间模式。这个未解难题可采用多种方式表述，其中一种经常出现在文献中的版本是：是人跟着工作走，还是工作跟着人走？这个问题至少能够追溯到韦伯，他将城市增长视为（广义的）工业化的结果，以及地方经济发展的伴随现象。近年来，另一种研究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研究并没有把区域经济发展当作城镇化的主要驱动力，而是将区域经济发展过程视为人口动态发展的结果。我们特别关注后一种研究所提出的三个基本观点：首先，从就业者的个体偏好可以解释人力资本的空间分布模式；第二，就业者个体的选择关注当地的品质属性，而当地品质首先体现在城市便利设施上；第三，根据以上逻辑，就业者选择移居到具有高品质便利设施的城市促进了城市增长。也就是说，就业者具有创业、创意和创新能力，因此能够吸引具有高水平人力资本的就业者的城市将实现快速增长。本文的目标是详细解析这些观点，重点指出其根本性缺陷，然后提出另一种研究城市增长的理论框架。最近出现的一种观点认为，城市便利设施驱动的人口动态变化是解释城市增长的因素。笔者首先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深入的回顾和分析，进而为了揭示该观点的本质，对城市如何增长这一问题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笔者的论点是，城市增长的关键能够在生产活动的空间逻辑中找到，并且相关情况所产生的可能性和限制性深刻影响着个体的区位选择。2 城市便利设施、人力资本和城市增长：三种理论方式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要素之一。在罗默－卢卡斯（Romer-Lucas）模型中，规模回报率的不断提高使长期增长成为可能，而其根源被认为是知识。作为罗默－卢卡斯模型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识倾向于无限增长，因为它能够被无尽地再利用，知识还具有极强的渗漏性（leaky），因此其使用者不断扩大，知识能够以近乎无限的方式结合和重组。这种内生增长理论引出了一个经验问题——使知识随时间增长的具体条件究竟是什么？一种主要的解释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更具有生产力的人能更好地发挥知识的增长效应，这就是与卢卡斯的理论最为接近的、增长理论的人力资本分支；其他分支强调研发部门的生产力、认知能力、制度安排（含积极性和消极性影响），以及对知识积累、应用和传播可能产生的一系列其他影响。当然，有知识的人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布并不均衡。在一个人口高度流动的多区域开放经济体中，人力资本版图会不断被劳动力迁徙所重塑。此外，部分人力资本是借助于教育、培训、在职学习和广泛的社会化过程而就地创造的。人力资本也可以通过个人之间的互动产生适当匹配或互补的相互作用而创造出来。相应地，一个城市人力资本存量以多种方式影响其经济表现。因此，不可否认调查影响人口流动的力量的重要性，这些力量促成了人力资本地理分布的变化，因而可能在地方经济增长中发挥作用。但我们如何去研究这些问题呢？近年来，在城市增长相关讨论中表现突出的理论都表明，具有高水平人力资本的个体在进行区位选择时，基本都会选择城市便利设施较好的地方。在这方面有三篇具有突出影响力的观点，包括：一是理查德·佛罗里达的“创意阶层”理论（‘creative class’ theory）；二是格莱泽及其合作者的一系列有关城市便利设施的研究，包括社会和自然环境方面的内容，他们认为这些是城市增长的基础；三是克拉克提出的城市是一个娱乐机器。理查德·佛罗里达曾提出，吸引和保留创意阶层对区域经济活力至关重要。他将“创意阶层”定义为“通过创造力增加经济价值的人”。他分层次地定义了创意阶层：（1）以就业者的受教育水平为基础对职业进行分类；（2）把这些分类与知识密集型部门的职业特征相结合；（3）包括“以独特方式适应环境”和“使用大量判断”的就业者从事的职业；（4）增加“艺术”职业。由此，从“创造力”出发的思考有了多个指向（教育、部门、职业），从而产生一组标识有“创意阶层”和“超级创意核心”的职业。现在有文献试图在计算城市增长时，把以这种方式定义的创意阶层变量与基于标准教育的变量进行比较。在统计上，大体得出这样的结论：创意阶层变量只是稍许不同于标准教育的变量，有时略好，有时略差。佛罗里达阐述了一个理论模型，认为创意阶层在任何特定地方的存在都会影响当地的“创造力”，进而以高水平的创新和创意密集型及技术密集型部门的扩张来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佛罗里达提出，创造力是“社会互动”“真实性”和“个性”的产物，这三者共同产生“地方力量”（power of place），从而带来区域活力。当然，个体间的互动会引导正面增长效应，这与许多文献中关于本地劳动力市场中学习和知识溢出效应的观点是一致的。大量相关研究表明，人们在结构化的生产社区内会相互学习，如特定就业或专利活动（如信息技术、制药/生命科学、金融服务）的空间集群。佛罗里达的研究暗示，创意互动之所以发生，仅在于创意人群的存在，而且与大多数创新理论不同的是，佛罗里达并不关注引导和刺激这种互动的任何其他过程。佛罗里达十分清楚地说明了创意阶层如何以及为何聚集在一起。他认为使其聚集在一起的基本变量是城市便利设施，而包容是吸引创意阶层并使其普遍提高创造力的主要便利条件。根据佛罗里达的观点，包容不能直接被观察到，而是通过多样性来表现，而多样性又通过一个综合指数衡量，该指数包括总人口中的波希米亚人（艺术家）、同性恋者和外来出生人口比例。这些群体中的个人被视为基本的追逐因子，是开放、容忍和可能性（即包容）氛围的象征，且这种氛围对创意阶层尤其具有吸引力。多样性和包容度与新移民的低准入门槛进一步交织在一起，因为后者减少了潜在的社会和文化摩擦的可能性。所有这些背后的基本概念可以追溯到城市社会学的经典理论，如滕尼斯的观点——城市中的开放氛围能够将个人从传统的枷锁或被评价的焦虑中解放出来，鼓励人们更具想象力和创造力。佛罗里达借鉴了这一概念，并扩展了雅各布斯的观点，他认为，创意阶层这一特定群体将聚集在充满多样性和包容度的区域。这些区域中高水平人力资本的积累反过来又通过互动激发了创造力，而创造力又以就业增长和人均收入增长的名义带来了区域经济活力。有关城市增长的便利设施和人力资本理论的第二个主要分支来自爱德华·格莱泽及其同事的研究成果。格莱泽在2005年的一篇论文的结论中提出，技能和气候（便利条件）对于城市增长是至关重要的。气候宜人主要体现在温暖干燥的冬季，但其他便利条件也可能发挥作用，从而抵消气候的影响。格莱泽认为，“寒冷的地区要想吸引更多高技能的就业者，需要政府提供高质量的公立学校、安全的街道和社区。”此外，消费便利设施在各种地方都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消费者导向的场所正在围绕生产活动组织起来。这项庞大研究的工作基于计量经济学分析，其中考虑了许多影响城市增长的不同因素。我们应该很快注意到不同因素是如何被整合到解释模型中的。第一，假设经济中有一个贸易部门，个人在其中以工资换取商品，还有一个提供免费使用便利设施的非贸易部门。第二，产品、劳动力和土地都达到平衡状态。根据夏皮罗的说法，这意味着空间经济生产的背景复杂性被中和了，因为它假设了“完全一致的企业世界”和“生产上是均衡的、所有企业之间不存在区位差异”。第三，随机冲击（如技术变革）确实会不时发生，因此个人和企业的选择会进行周期性调整。因此，1940年代之后，空调的发明和热带疾病治疗技术的进步使美国的增长“向更温暖的大都市地区倾斜”。同时，新的卡车和小汽车运输技术的发展从根本上将城市必须靠近铁路线、海岸线和河流的区位限制中解放出来。综合看来，这些发展鼓励人们用脚投票，选择冬季温暖干燥的地方，从而导致了现代“阳光地带”【校译注：通常指美国南部和西南部地区，这些地区因为温暖的气候而成为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热点，关于该词的更多信息详见下文】经济的初露端倪。阳光地带的城市在发展之初，拥有丰富的土地资源，加之以私家车作为首选的交通工具，有助于形成以单户住宅为主的低密度郊区生活方式。毫无疑问的是，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里，美国各地的城市都出现了高度郊区化的特征。但格莱泽特别指出，大都市地区的这种郊区化或蔓延的增长模式之所以转移到了阳光地带，不仅因为其廉价且丰富的土地带来的低房价，还因为人们越来越厌恶东北部城市特有的、陈旧的公共交通系统通勤方式。如果说阳光地带的城市因为拥有干燥、充满阳光的气候和广阔的郊区而具有吸引力，那么在美国其他地区，城市发展却出现了反弹，这些地区被格莱泽和戈特利布称为“消费城市”，它们提供了多样化的娱乐机会、文化设施或高档餐馆等便利设施。尽管美国东部和北部的一些大城市也有城市便利设施和消费机会，但因犯罪率一直居高不下，直到最近仍处于大大贬值的状况。因此，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大多数时间里，阳光地带城市的增长始终没有受到质疑。直到东部和北部的人口密集城市的犯罪率下降之后，其城市便利设施的价值（即那些拥有高人力资本的个人所看重的价值）再次上升，才显著出现了明显的城市复兴。例如：1950—1980年波士顿的人口有所下降，但由于近年来逐渐改善的城市便利设施不断吸引高技能（受到良好教育）人才，这个城市此后又出现了复苏，“较高的技能对寒冷气候大都市地区增长率的影响要比温暖地区大得多”。同时，至少在很多阳光带地区，其繁荣景象似乎已经有所褪色。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南方的生产率增长放缓（但这尚未得到解释），而住房供应继续快速增长，导致阳光地带的房价相对降低。房价的相对下降被解释为阳光地带的阳光魅力在近年有所减弱。但我们并不能确切地知道为什么人们对阳光的喜爱以这种方式减少。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在北部大都市区，气候因素的影响被郊区蔓延抵消了（例如：波士顿和华盛顿特区大都市地区的平均密度现在比洛杉矶还要低）。格莱泽和托比奥也认为，东北的老都市区因为犯罪率降低而重新受到人们青睐，因为犯罪率的降低减少了人们在市中心消费的社会成本。然而，格莱泽、吉尤尔科和萨克斯也提示，东北部城市的房价仍然高于温暖地区和新兴的城市地区，因为旧城的“无增长运动”（no-growth movements）限制了住宅供应。高技术人才再次青睐北部和东部城市的另一个原因是，当周围都是同龄人时，技能型就业者的工作效率可能更高。因此，城市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促进个体之间的互动式学习，这反过来又导致城市工资溢价。这种看法当然有其合理性，但我们要再次强调，由于是在更广泛的理论真空中提出了这一观点，它的积极效应带来的优势被削弱了。格莱泽还警告说，部分工资溢价可能会被房价的上涨抵消。因此，“技术型城市”（skilled cities）的增长是一个微妙的、如履薄冰的现象：只有当高技能就业者能够获得特定的消费收益时，他们才会继续在特定地区聚集，这需要城市供应足够的相关便利设施，并保持较低的犯罪率。但如果就业者的工资收益因住房成本上升而被征税，这种聚集过程就会被削弱。总之，格莱泽等人的研究认为，城市增长的地理格局最终取决于城市便利设施和消费者偏好之间的复杂权衡，包括气候、生活质量的各个层面、住房成本和工资提升的互动机会等各方面。从这些分析材料中，笔者们得出一幅可迁移技能在空间上各不相同的图景，并由此得出了美国的城市增长模式也存在巨大差异。在经济社会学的文献中，我们可以找到关于城市增长的便利设施和人力资本的第三种理论，克拉克等提出：“城市便利设施驱动城市增长”，这里的城市便利设施是指城市里那些“吸引人的东西”，如公园、博物馆、美术馆、交响乐团、标志性建筑等。他们首先断言，在城市经济增长过程中，“那些影响经济基础的传统变量（如距离、运输成本、当地劳动力成本以及自然资源和市场的接近程度）的解释力相对下降”。因此，在“后工业”和全球环境中，“信息化城市意味着休闲城市”，这是基于“与追逐工作相比，追逐休闲的愿望普遍增多”这一情况。反过来，休闲活动需要相关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便利设施网络，而整个网络由“更富裕的新阶层”来支撑。这些“吸引人的东西”把城市转变成了“娱乐机器”，反映了全球媒体“重新定义消费需求”的方式。笔者们将这个观点与以娱乐为基础的旅游业带来的城市经济效益联系起来。当今社会和城市变革的主要驱动力是个人消费的崛起，这也反映在“公共和私营部门中的大型管理决策机构的减少”上。然而克拉克等随后又自相矛盾地指出，当城市在便利设施和娱乐方面落后时，城市领导人和非政府组织会作出消极反应——倾向于推进大规模开发。这种开发的重要目标是，按照“全球民主”的治理理念重构城市。换句话说，地方政治议程竞相追逐全球化的民主化文化（有时被描述为消费者驱动的文化，有时被描述为领导力驱动的），这反映在城市地区如何提供世界级城市便利设施上。通过这种方式，现代大都市经历了一次蜕变——从战后经济发展周期的巅峰之后的那种相当惨淡的沙箱【校译注：“沙箱”一词通常用于计算机安全领域，指一个隔离的环境，用于运行程序或进程，以限制其对系统资源的访问和对其他程序的影响】，转变为一种致力于休闲、娱乐和自我陶醉的新型沙箱。人们对娱乐休闲的需求有了很大的增长，正是这种需求才使便利设施成为当今城市增长的主要引擎。我们应该指出，我们绝非有意否认，近年来许多城市在不同类型的休闲设施和其他吸引力方面有了显著的发展。然而，克拉克等超出了这一无可争议的观点，提出了这些城市便利设施是当今城市在全球竞争中争取资源和吸引外来投资的主动方式。3 基于城市便利设施的人力资本积累、创造力和城市增长理论的困惑和悖论虽然我们并不完全同意这些方式，它们都突出强调了在考虑城市便利设施价值的要素下所做出的个人区位选择，把城市便利设施的价值看作城市增长（或衰退）的关键驱动力。在基本理论假设方面，我们有不同看法。现在，我们简要地提出这些方式比较明显的缺憾，之后，在更坚实的基础上重构城市增长理论。首先，上述理论缺乏对城市中心起源的潜在因素的连贯分析描绘，这是第一条批评主线。我们从一开始就提出这一点，因为任何不与起源和早期增长的基本逻辑紧密联系的城市增长方式，一定缺乏核心理论能力。这意味着当一种理论与核心城市增长过程相悖时，它的解释必须做出调整。因此，城市增长的关键内在力量将被系统性的低估。以上研究的模型都隐含、必然地假定了城市中心的预先存在，因为这是随后由便利设施引起调整发生的条件。但是，这些城市最初存在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只考虑阳光等自然条件，那么就需要解释为什么在某些时刻，这些城市的偏好排名会上升或下降。这些观察结果引出了任何一种有效的理论都必须回答的几个问题——个体在什么时候会认识到一个地方可以提供这种或那种便利设施，这种认识又在什么时候开始引发城市增长？更重要的是，高技能就业者（如：好莱坞的演员和导演或硅谷的半导体工程师）的专业化集聚是如何以及为什么能成为个别地区的地方特征的？这种劳动力积累与创意阶层随机配置成员的积累相反。鉴于这些问题，我们认为，认真对待生产空间逻辑的城市增长经济地理学可以同时说明，经济活动集群是如何从最初的小事件出发，在各种外部经济的基础上增长和演变，以及它们随后又是如何通过循环和累积加快增长并成为一个城市的。对上述每种理论的第二条批评主线涉及对刺激区位选择和城市增长偏好的识别。所有这些理论都选择了可观察到的地方特征（温暖、多样性、低密度、高密度、文化设施、包容），然后声称这些特征必须与在那里择居的人的偏好结构相吻合。我们如何确保那些所谓的偏好是真实的（而不仅仅是从相关系数中做出自我肯定的推论），并且它们真的构成了相关行动的基础。简而言之，这些理论最终都会受到如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所说的新古典主义推理线路的“坚不可摧的循环性”的影响，例如：如果我们观察到X类的个体显著倾向于生活在具有Y类属性条件的附近，那么可以推断，这类个体必然对Y类有“显性偏好”，显性偏好说明了他们为何生活在Y附近。我们是如何知道这一点的呢？为了避免同义反复，我们至少还需要完成两个步骤：第一，我们必须保证真实偏好与所谓的“显性偏好”相匹配；第二，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仔细研究在什么条件下会产生独特的机会和约束条件，从而使得个人有可能（或不可能）采取这种或那种形式的行动。我们将在下文中再次讨论这个问题，但目前我们可以简单断言：无论个体在其偏好结构中多么优先考虑阳光，如果他们没有同时获得就业机会，他们就不能使阳光成为决定其生活于此的永久部分。我们的第三条批评主线通过考虑20世纪美国空间经济的历史地理可以得到较好的阐明。在1920年代，制造业带作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主要集中地而繁荣起来。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假设，当问及这个地区的许多居民，他们会强烈表示偏好温暖的冬天而非寒冷的冬天。显然，任何对暖冬气候的偏好，只能当受访者实际迁徙到其他地方之后才说得出来。那么，为什么从制造业带向阳光地带的大规模迁徙直到1950年代末才正式进行呢？格莱泽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考虑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当时空调尚未发明，尽管阳光地带的冬天温暖，但那里炎热的夏天抑制了移民。既然我们正在谈论与技术相关的偏好结构，那么，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判断，即1920年代是集中供暖尚未普及的时期，因此，作为支撑格莱泽模型的幸福或效用最大化的计算方法肯定会导致向阳光地带的移民比率更高，尤其是那些具有冬夏气候最佳组合的地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人们迁徙到阳光地带有着许多完全与气候无关的理由，许多南部城市在空调出现之前就繁荣起来了。例如：查尔斯顿、诺福克、里士满和新奥尔良的达到人口巅峰的时期分别是1790年、1800年、1820年和1840年。另外，我们可能会问，按照格莱泽等人的观点，战后时期，当人们偏好暖冬气候、充足土地和廉价的住房时，为什么同样满足这种条件的地方并没有相应地增长呢？我们所目睹的是，贯穿整个20世纪，阳光地带的不同城市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例如：旧金山和洛杉矶早在1910年就跻身美国城市前20强，休斯敦在1940年，达拉斯在1950年，圣迭戈和亚特兰大在1970年紧随其后。即使到今天，阳光地带中不同城市的增长速度和收入水平也很不均衡。此外，美国北部和东部的一些城市在经历了长期的就业机会衰退后，从1990—2000年开始迅速发展起来。格莱泽对此的判断是，这种情况可以用暖冬气候的边际效用下降来解释，也可以从有技能的人现在更希望创造性地互相交流来解释。这些偏好转变的时间显然无须解释。在1990年代，美国东北部犯罪率的大幅下降显示出另外的特殊诉求。尽管平均而言，全国犯罪率降低了，并且部分“锈带城市”的犯罪率比阳光地带的城市下降得更多，但必须认识到，即使犯罪率下降了，达拉斯、休斯敦和凤凰城的谋杀率仍然大大低于纽约、芝加哥和费城。我们的第四个观点也是最后一个观点，涉及理查德·佛罗里达关于人才、包容度和技术与成功的城市之间的关系的论证。包容度在这里至关重要，因为佛罗里达认为它是创意阶层（人才和技术革新之源）的主要偏好，是影响这类人群在居住地点决策和行为方面的关键因素。对这个观点的直接反应是要问：包容度，或它的操作性表达——多样性，是何时以及如何成为有才能人群的功能偏好的？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认可佛罗里达的假说（包括包容的氛围有利于创造力的观点）？毫无疑问，我们大部分人都能接受这样的观点：在美国的大都市区，对文化多样性和少数人群生活方式的包容，比半个世纪以前高多了。但是，与此包容氛围相伴的还有巨大的冷漠、自恋和隔离，或者至少在当代美国，还有被城市精英标榜的、夸大的个人主义。此外，基于多样性指标的推论对数据分析的空间尺度是高度敏感的。当今大多数大城市在区域尺度上都明显具有社会多样性，但在更微观的尺度上，它们也同样具有根深蒂固的地方空间隔离，如阶级、肤色和生活方式，以及大量的群体间冲突和日益加剧的政治两极分化。那些据称受到包容度和追求多样性驱动的人才，大部分生活在上流社会和相对同质化社区中，而这些社区一般在郊区，并且很大程度上从社会和空间方面排除了我们设想的那些生成“多样性的外部效应”的人群。即使在理查德·佛罗里达的“活力城市”愿景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性恋社区，在大多数美国大城市中也明显地与城市空间的其他部分隔离开来。这也许就是为什么理查德·佛罗里达和他的同事们现在似乎放弃了他们之前对人才与多样性指数相关命题的信念。在最近发表的论文中他们指出，“随心所欲和同性恋指数”在美国区域创新模式中“微不足道”，并转而与格莱泽一致，认为以就业密度衡量的拥有技能的就业者之间相互性变得非常重要。显然，拥有适当技能和才能的人才是创新的关键。但如果认为创意阶层的成员在经济领域的活动主要是为了寻求便利，那就令人太难以信服了。同样，我们对这样一种观点也表示怀疑：没有其他有利条件的情况下，把他们聚集在特定的地方本身就足以产生创新以及以创新为主导的增长。实际上，创新过程总是根植于一个更宽泛的历史和地理参照系中。这里要提出的相关问题是，在不同地方和时期（如：15世纪佛罗伦萨的宗教绘画，19世纪兰开夏郡的纺织机的发明，自1960年代延续至今的硅谷的微电子创新，巴伐利亚在机械工程方面的创新，当今伦敦市复杂的金融工具的发展等），是什么支撑并解释了不同类型的创新冲动？作为推论，为什么有些地方在专业产品、服务、知识或文化活动的生产和改进方面的长期保持领先地位，而另一些地方在短暂繁荣之后最终停滞不前、走向衰退？
4 重建理论：城市增长和空间经济的动力
4.1 生产、工作和居住的地理动态
所有经济发达社会都以高度城镇化为标志。这一观察背后的简单推理是，当资本和劳动力的单元聚集在某个地理空间上，形成相互联系的系统或企业和就业者的集聚区时，资本和劳动力的生产率会大大提高。在这些集聚区中，人们按照功能把生产活动（工业、服务业、零售业等）分解为复杂的劳动分工，然后通过经济协调过程，以贸易和非贸易相互依赖的形式，把企业和劳动力市场整合在一起。这些过程在具有高度互补性但互动成本随距离增加而增加的实践案例中尤其有效。本地化的外部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的出现以及不稳定的基础设施进一步支撑了企业和劳动力市场。由此产生的产业聚集区形成了复杂的组织和空间组合。且产生的聚集还陷入了远距离的跨产业聚集区之间的贸易关系。这些聚集区的规模、密度和部门特征因其具体的经济形态而大相径庭。此外，为了响应这种主要形式的集聚，通过在生产中心的劳动力集聚区建立家庭也会产生额外的集聚。许多其他社会和政治现象（交通网络、具有社会特色的社区、管理机构等）也在这些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核心区内出现，从而重组并加强了整个城市化进程。在缺少这种基本聚集动力的情况下（以及相伴而生的经济活动的空间不均衡性），我们所熟知的城市很可能只是一个服务枢纽，或是志同道合者的简单聚集，抑或是一个专门的行政管理中心，但无论如何，其规模和整体复杂性都会受到严格限制。随着经济开始增长，聚集区呈现出一种特有的发展态势，我们可以参照赫希曼和米达尔的观点，将其视为一个循环和累积的因果过程。产出的增长对产出的进一步增长（通过生产系统的规模收益递增）产生积极影响，进而对劳动力市场的扩张产生积极影响；劳动力市场的扩大反过来又通过家庭市场效应和对相关技术领域的学习和创新产生积极影响，并影响其产出水平；依次类推，形成一轮又一轮的路径依赖型城市扩张。顺便提一下，这些论述的一个推论是，对城市增长的横截面回归分析总是存在很大问题，因为其表明因果关系是单向的和同步的，而实际上，现实世界的因果关系是多向的和非同步的。可以肯定的是，城市有时会衰落，例如当城市产品的市场枯竭时，或者当其产业基础因为技术更新或体制变革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时。城市也是产生消极外部因素的发源地，这种消极外部性可能会阻碍地方增长，地方政府通常会采取城市规划干预措施，试图减少城市继续扩张的障碍。然而，增长或衰退都并非不可避免的。通过成功的市场竞争和行业迭代，繁荣的城市地区实现长期增长，这得益于当地劳动力市场和整个体制的相关协调。由于竞争力减弱或搬迁，传统行业的就业人数减少，行业继承弥补了经济基础的不足。任何特定城市成功管理这些过渡的程度都是千差万别的，从而导致不同城市地区在人口、收入和增长方面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城市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是多层面、多维度的现象，它不仅包括专业化和互补性的企业网络，还包含许多其他因素，如熟练的和非熟练的劳动力、社会网络、集体秩序机构等，没有这些因素，城市经济确实无法生存。综上所述，我们希望避免采取不可知论的立场，即简单地将城市增长描述为“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中，每件事物或多或少地依赖于一个跨时空序列中的其他事物，而这个跨时空序列中并没有可解读的特权时刻。与此相反，城市活力的基础在于形成本地化的人力资本。这个过程从城市发展之初就开始了。关于城市起源的有趣理论问题并不在于最初发展的种子是在哪里种下的（如资源集中的地区，最初的技术/商业突破，或根据我们的目的随机种植），而在于这颗种子随后是如何在生长和发育的过程中繁荣的。正如我们以上所谈到的那样，要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最好的办法是将这一过程概念化，即一个有组织的生产系统逐渐形成，并通过其自身不断扩大的集聚经济存量，在循环和积累因果关系的时空动态中日益被锁定在初始地点。这一过程颇像克鲁格曼所描绘的自我实现预言的逻辑。只有从这些角度来思考城市经济，我们才能解释有关现代经济发展的一个核心的、长期的悖论——即使在交通和通信成本长期大幅降低的情况下，高成本、高工资的城市仍在持续增长。发达经济体中的高收入的大都市区之所以长期持续增长，正是因为其内部的经济协同作用保持在较高水平（包括其维持产品、服务和技术创新水平的能力），而外部市场通过日益减少的单位贸易成本变得易于进入。因此，虽然人力资本和技能对于城市增长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但它们显然不能被视为在分析顺序或时间顺序上先于经济发展的基本自变量；由此可见，它们并不构成城市起源的原始时刻。此外，讨论人力资本和技能在城市增长中的作用，必须直接考虑到它们与当地生产活动相关的具体实质性内容。换句话说，我们通常不是去观察任意分类的就业者（无论是否属于创意阶层）的聚集，而是在特定地方和特定部门或与活动相关的、经过明确选择的就业者和技能类型。这种分类基本上是当地生产专业化的结果。从上述观点可以得出两个重要推论。首先，如果我们认为推动着城市繁荣的首先是生产和就业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由此推论，社会的、物质的和经济的设施供应在很大程度上将是城市增长过程的内生因素，而不是外生因素。其次，如果我们确实观察到一种真正的因果关系（而不是统计上的假象）将城市便利设施与城市移民联系在一起，那么我们也会预期这种关系与创造就业的动力相比，其重要性微乎其微。对比20世纪美国制造业带和阳光地带城市的命运，能够找到一种对我们理论框架的清晰表达。最近，一些经济学家和其他学者的研究已经涉及这个问题，他们或者从改变要素流动的功能说起，或者从改变品味和偏好角度出发。实际上，我们更倾向于改变要素流动的方式。20世纪早期高额的流动成本推动了主要制造业带的生长，而20世纪后期流动成本的大幅下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阳光地带的增长。但是这种改变要素流动的方式没有解决更为广泛的生产区位动力学问题，且完全忽视了美国历史地理学上最关键的事件之一，即制造业带核心内发生的大规模的生产系统性危机，以及由此导致的制造业带的主要城市在社会和经济方面的濒临坍塌。首先，从制造业带本身的长期发展考虑，19世纪下半叶是美国高度工业化的早期，制造业经历了一系列复杂的组织和定位转型。地理重心围绕产业网络和当地劳动力市场，最初在东海岸形成。随着每一轮新的工业化浪潮，新增的中心以特定制造业为基础展开，许多专业化的工业城市在东海岸和密西西比河流域之间，以及俄亥俄河以北地区发展起来。这一强大的多中心体系在20世纪前几十年里持续发展。此外，该体系的发展需要劳动力，大量工人从美国其他地区（尤其是南方）和欧洲各地涌入制造业带的城市，然而没有证据表明这些人口迁徙模式是先于生产而自发形成的。制造业带在1940年代末—1970年代初这个战后漫长的繁荣期里达到了鼎盛。这一时期，经典的大规模生产体系进入了最活跃的发展阶段，它以大规模资本密集型主导产业为基础，与下游的直接和间接投入品供应方相联系，形成了汽车、机械、家电电器、电气设备等产业的增长极。这些增长极构成了这一时期在制造业带繁荣发展的大都市区的经济支柱。然而，随着1930年代—1940年代纺织业的重组以及从新英格兰地区向东南部廉价劳动力地区的转移，工业分散化相对隐蔽地出现。到1970年代初期，制造业带开始进入危机时期，其特点是系统性产能过剩和生产力增速放缓。日益降低的运输成本加上生产单位向大型分厂的整合，加速了工业分散化进程，因此在1970年代，东北部和中西部地区曾经繁荣的制造业城市面临着工作岗位的大幅减少和衰退的问题。在这一阶段，制造业带更普遍地被称为“锈带”。同一时期，经济增长的特征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到1970年代初，大规模生产体系开始从就业、增长和创新的主导地位上退却，取而代之的是被称为“新经济”“后福特主义”“柔性生产”“知识经济”“认知资本主义”等各种说法。这种新经济的动力来自数字技术在生产和通信领域的应用，以及一系列新技能，这些技能被用来在诸如高科技制造、商业和金融服务、医疗保健、消费者服务、面向时尚的生产、媒体和其他文化产业等各个领域产生多样化的产出流。这种新经济的初步迹象出现在阳光地带的一系列高科技生产中心，尤其是在1960年代—1970年代的加利福尼亚州，涌现出一系列高科技生产中心，可以说是新经济的萌芽。我们曾经在其他文献中提到过这个美国历史地理的变更，经过这种变更，“定位机会的窗口”似乎打开了。基于几十年大规模生产上的阳光地带城市的现有的要素储备、生产网络、技能和其他资源，几乎与许多新技术密集型产业没有太大的相关性，尽管这些产业最初在东北部城市有所发展，如波士顿的半导体和计算机产业。事实上，现有的资产，如大规模蓝领劳动力和传统的政治体制，在许多方面阻碍了这些新产业在传统制造业区域的发展。相反，新一轮的聚集和增长，不仅在高技术产业，还有其他一些远离大规模生产中心逻辑的部门，开始出现在阳光地带的选定地区。在1980年代，阳光地带的许多城市蓬勃发展，而东北部和中西部的许多城市停滞不前或衰退。某些阳光地带城市的增长主要依靠新技术行业的聚集，如电子、航空航天、生物技术、软件、金融和商业服务、旅游业等（更不用说洛杉矶历史悠久的娱乐业的再次繁荣）。同时，其他阳光地带的城市以及某些小城镇和乡村地区，最初因为标准化的分支机构从制造业带分散向阳光地带的低工资工人群体分散而繁荣起来。尽管这一特定投资流越来越多地被重新转向海外。将这些增长机制归因于个人因寻找便利价值而引发的独立迁移运动是令人难以信服的，尽管这确实伴随着具有与地方经济需求相匹配的人力资本的工人的大量内迁（以及在这个时期在阳光地带的大型城市中也正在发生的低工资血汗工厂和服务工作中的大量非技术移民的涌入）。有鉴于此，在就业者迁徙运动与冬季气温之间可能存在的任何正相关性都是一种表象，但退休者和独立的富裕阶层可能是例外，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无须从事固定工作。新经济中一些最具活力的部门也有选择地向东北部的一些老城市聚集。近年来，这一过程自纽约、波士顿和芝加哥尤为明显，它们都从多种技术密集型部门、金融、媒体和时尚行业的爆发式扩张中受益。在纽约，经济增长的复苏是建立在商业服务和商品贸易等已成熟的活动基础之上的，也是建立在原有的组织和商业网络及其所依赖的劳动力储备基础上的。因此，在1980年代—1990年代，随着新经济发展势头的强劲，纽约得以抓住金融服务方面的新一轮创新和扩张。反过来，更多的就业者涌入纽约，利用不断扩大的就业优势，这一过程中日益增长的收入无疑催生了对高品质餐厅和文化服务等便利设施的强烈需求。纽约从1970年代中期的衰退中恢复过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移民对城市便利设施的需求并非这一转变的主要动力。实际上，正是地方经济的重组，数字技术、贸易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促进了纽约基本经济的转变。与此类似，伦敦最近餐饮业和文化景点的扩张，以及许多原先忽视的社区升级，无疑也是金融服务业扩张带来的大量收入注入的结果。因此，我们的理论并不是否认便利设施的作用，而是认为它们是更长因果序列中的中间结果。尽管我们之前对用“显示偏好”来分析个人对区位的选择进行了批判，但我们并不打算陷入相反的错误，即声称个人对区位选择在促进城市增长方面没有任何作用。毫无疑问，许多人对温暖的冬天、高档的城市设施或某些类型的社会多样性有着强烈的偏好，而且他们经常根据这些偏好采取行动。然而，虽然人类的行动总是会改变机会模式，但这些行动也总是在原有的机会背景下，以及在任何特定个体意识中许多交织在一起的偏好的背景下发挥作用。除了对一般意义上的便利设施的偏好，在个人的选址决定中发挥作用的偏好中，我们肯定了包括对相关就业和报酬的偏好。在新古典主义理论中，任何效用最大化的计算都必须始终受到可行性的限制，在目前的情况下，这包括保持身体和灵魂在一起的需求。换句话说，除非实际或潜在地存在相关的就业机会、有私人收入支撑或具备在任何地方施展才华的能力，否则，大多数移民不可能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正如我们所写的那样，阳光地带城市的加速发展并非由温暖的冬季通过个人偏好而产生，而是制造业带深刻的经济结构转型的产物，更重要的是，阳光地带中新增长中心的出现，相对不受传统工业发展形式以及工人阶层的工作表现和劳工组织规范的影响。一旦阳光地带的不同地方开始以这种方式出现强劲的发展进程，许多个人的偏好排序会列上温暖的冬季这一项。尽管毫无疑问，许多对此并没有明确偏好的人已经被这个区域的经济机会所吸引。简而言之，城市环境提供了一系列相互交织的收益和成本，所以，优先选择某些子集意味着无论我们偏好与否，我们都会自动地获得它们。在任何情况下，人口的流入肯定会使阳光地带对新公司更有吸引力，而新公司又会吸引更多的人口流入，如此循环往复，不断累积因果关系。然而这一过程并不是无止境的，因为它最终取决于生产系统的核心驱动力。因此，各地区出现增长危机，并不是因为流入人口停止了，而是因为工作岗位的供应枯竭了，无论这种供应枯竭是因为区域内部因素还是外部因素。由此可见，人口增长与地方特征属性的相关性并不能成为我们用来合理解释这些地方过去的发展原因的工具，也不能成为我们有效控制这些地方未来发展的工具。应该补充的是，所谓的“创意阶层”，即拥有高水平人力资本的个人，毫无疑问，他们尤其不可能在没有相关就业机会的情况下迁移（这并不等于说他们相对不流动）。顾名思义，这些人投入了相当多的资源和时间来获取诀窍、技能和资格，他们大概不愿意迁徙到个人资产完全处在风险中或在当地就业市场贬值的地方，从而耗散他们在这方面的投资。这些人一般会根据自己的才能、最终定居地的经济专业化形式与劳动力需求之间的某种结构性匹配来选择定居地。同样，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硅谷、好莱坞或伦敦金融城的出现，是因为大量创意阶层先于半导体、电影制作或金融企业集群而迁居于此。1950年代—1960年代，硅谷只有一些小型创新企业和就业者，这与1905—1915年的洛杉矶相似，那时，洛杉矶也只有不多几个小型临时电影制片厂及相关工作人员。那时，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被认为能吸纳未来计算机工程师或电影制作人，他们寻求的是包容，甚至是与同类人的交流。后来，更多的半导体工程师去了硅谷，想当演员和导演的人去了好莱坞，金融分析师去了伦敦，因为在那里，他们的才能可以得到有效发挥，并在不断发展的专业集群中得到回报。此外，在所有这些案例中，许多人力资本无疑也是通过专业经验的积累（边学边干，职业阶梯）以及教育和培训创造出来，而教育和培训计划本身也是根据当地生产系统的需求而发展的。这些评论引出了关于当代城市经济的最后一个要点，同时也引出了所谓创意城市的兴起。我们承认，城市是创造力的集中地，因为它们定期产生技术创新和经济方面有用的知识，并且是新潮流、新刺激、新时尚、新观念和新思潮的地方。此外，城市密集的多方面人际交往使得历史上和地理上特定形式的学习和创新成为可能。这样，在20世纪中期的底特律，巨大的创造力被投入到汽车产业的机械发明中，就像1920年代—1930年代的好莱坞一样，大量具有创新意识的劳动力被投入到了改善电影摄影技术上以及故事叙述的惯例、表演风格、影像技术和电影艺术等方面。简而言之，无论是半导体工程、对冲基金运作、时尚设计，还是人类经历过的商业化，城市地区的创新都与当地的经济专业化形式有着结构性关系。创新也可能来自同类活动领域之间的选择性交叉融合，如时尚、设计、艺术和媒体之间的交叉融合。沿着这些思路，关于区域创新系统的文献表明，存在许多特定的部门、技术或机构知识溢出和创新相互渠道。因此，随着1980年代后主要以技术密集型、设计密集型和服务密集型产业为基础的新经济的兴起，产生了一个比战后时期更注重认知技能的新的劳动力分支。这些发展反过来又伴随着管理、金融、消费关系、文化和符号概念等活动的新一轮创造和创新，而这些创新大多发生城市生产中心的聚集区。就像城市增长本身一样，这些不同的创新动力不能简单地用人力资本的力量来解释，尽管特定类型的人力资本和个人才能对于这些动力的实现至关重要。实际上，更大范围的社会进程囊括了这些创新，这些进程将它们的能量转变成为具体的产品，为它们提供了具体表现的机会。同样，把创意阶层的成员聚集到一个地方就能把这个地方变成富有创意的城市也是站不住脚的。这些论点反映在当代的城市等级制度中，在分工中，许多从事非日常的、高技能的劳动密集型工作——与创新最密切相关的任务，它们集中在大都市区，而那些日常化、资本密集型的业务则逐渐转移到了较小的城市和低工资的国家。我们在上文概述的许多有关便利设施、消费城市、娱乐机器和创意阶层的观点越来越多地被用来证明某些类型的城市政策的合理性，而不再强调其他类型的城市政策。这些观点都明确提出，提供城市便利设施的战略会提高增长率和人均收入。格莱泽特别建议，政策制定者把投资重点放在12年教育、低税率、减少犯罪和开发新住宅上，从而把高技能的人才吸引到特定的城市里来；佛罗里达倡导建设“多样化的、包容的社区”；克拉克强调提供娱乐和休闲设施的重要性。所有这些事情都是有价值的，但由于上述原因，它们不太可能对城市增长或人均收入产生纯粹的自主影响。我们分析发现，这些理论存在三个主要缺陷，使其作为制定政策的基础尤其值得怀疑。第一，这些理论没有精准地找到城市活力之源，即生产资源、技能和协调体制在地理上的选择性匹配。第二，它们错误地把城市便利设施视为城市增长的重要驱动力。第三，它们对城市系统的不同路径依赖这一关键问题保持沉默，因此，它们从根本上贬低了决策者在寻求指导未来发展时必须考虑的相互制约（贯穿于局部）和机会（贯穿于积累资产的整体调整）。简而言之，以城市便利设施为基础的理论作为城市增长政策的指导原则是不明智的，因为这些理论显然没有解决建设、维持和改造区域生产活动及其相应的当地劳动力市场等基本问题。我们在其他地方详细论述过我们认为能为实现这些目标做出重大贡献的政策措施。我们处理这些问题的总体思路围绕着静态和动态意义上的支持集聚经济的核心需要，这反过来又需要采取集体行动来实现外部性的相互协调、建立有效的经济相互依存规范，避免不利的路径选择。因此，必须详细关注城市生产系统关键机制实际存在的和可能发生的错误，因为它首先体现在企业间网络、当地劳动力市场和区域创新进程中。要解决这些错误，并没有普适方法，在处理每一个案例时，都需要充分尊重其历史、地理和部门的特殊性。因此，在制定用于指导提升当地生产力的政策时，需要考虑到我们在生产力、相关要素供应的有效性，以及与更广泛经济条件相关的制度安排方面的出发点。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从我们在此所批评的研究中得出的政策框架，即使不是适得其反，也很可能是无效的。但这些架构对城市政策纲要的潜在负面影响也远远超出狭义的地方经济发展问题。大城市中新兴的新经济与日益加深的鸿沟有关，鸿沟的一方是享有特权、专业、管理、科学、技术和其他高素质的就业者，另一方是低薪的就业者，他们通常是移民和无证工人。后者并非只是新经济的副作用，也不是创意阶层的偶然附属物。相反，在新经济中，高薪就业者和低薪就业者是相辅相成的。劳动力市场中的低薪阶层本身就是当今城市生活的重要基础之一，也是当前增长模式的重要基础之一，这不仅仅是因为该阶层的工人从事电子组装或制衣等基本生产活动，还因为该阶层的工人包括门卫、保安、运输工人、短期厨师、儿童保育员等，他们维系着整个城市系统运转的网络、基础设施和服务。这个劳动力市场分割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困境在当今经济活跃的大都市地区尤为明显，这种状况往往表现为紧张的政治环境，其特点是社会和经济机会、公民素质和政治参与、学校、城市环境和邻里关系等方面的碰撞。由此产生的紧张局势偶尔会爆发暴力和社会动乱，如1992年的洛杉矶骚乱和2005年底的巴黎大范围骚乱。本文所批判的文献直接或间接地指出了一些政策主张，这些政策主张的重点是投资于高档设施、创造有声望的城市形象，以及旨在吸引高学历和高收入群的计划。总之，这些主张基本上忽视了城市经济和社会鸿沟，而且在实践中很可能会加深这种鸿沟。正如我们在一开始所指出的，城市增长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科学之谜。它当然以各种方式与个人偏好的行使联系在一起，但同样肯定的是，我们不能把城市增长简单归结为个人的偏好上，更不能归结为对城市便利设施的偏好。因为我们只能从偏好中推导出人的行动，而这种宽泛的城市动态发展机制影响着人的行为机会和行为限制。就城市增长而言，我们需要非常认真地对待经济活动的逻辑和动态，尤其是关注当地聚集的生产和工作体系。此外，需要寻求解决城市增长之谜的研究需要理论、建模策略，使用能够抓住实际复杂性的证据，从而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有意义的建议。作者：迈克尔·斯托波（Michael Storper），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地理与环境系，教授艾伦·斯科特（Allen J. Scott），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地理系，教授
文献来源：《经济地理》2009年，第9期，149-167页
免责声明：本文为网络摘录或转载，版权归原作者及平台所有，内容为原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站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涉及版权问题烦请联系学会秘书工作人员，以便第一时间更正或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