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协调发展的新趋势、新模式与动力机制

当前，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内涵、空间结构、区域政策、战略布局、国土空间、对外开放格局等都呈现新的发展特点和发展趋势，给区域协调发展模式的转变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理论内涵更加突出以人民为中心

我国区域发展经历了非均衡发展、协调发展、高质量协调发展三个阶段。不同发展阶段下区域协调发展的科学内涵也在不断演化，且经历了由浅入深、由一维到多维、由局部到全局的转变过程。由此可见，区域协调发展是一个动态演进的概念，不仅要实现经济的均衡增长，还要关注基础设施的通达程度、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水平和居民发展机会的公平，其目标从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到人的全面发展，内涵不断拓展，这种转变更加契合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是对传统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深化和对新时代发展需求的积极回应。

（二）空间结构趋向多中心、网络化发展

我国区域空间结构整体呈现由大的板块调整向城市群、都市圈、区域性中心城市逐渐精细化布局的过程。这一过程既平衡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拓展了我国区域发展新空间，又为宏观经济增长探索了新的空间动力。我国城镇化进入“下半场”后，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开始向网络化布局模式转变，网络化成为我国区域空间结构演化发展的主要趋势，为全国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新范式。

（三）区域政策更加突出精准性和长效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逐渐形成了以五大区域重大战略为引领和四大经济板块相互支撑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以上区域战略较好地体现了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原则，通过彼此间协同联动，推动形成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从施策单元来看，从经济板块、经济带、城市群、都市圈、到区域性中心城市以及县域，政策单元不断缩小、空间尺度进一步细化，区域发展战略的精准性逐渐提升，区域规划的指导性、针对性越来越强。

（四）战略布局趋向各类政策的融通互补

当前，我国区域战略的发展属性和空间属性开始融合，从单一政策逐渐转向多元政策的融通互补。区域重大战略的重要交通廊道和经济轴带将“四大板块”串联贯通，加强了板块之间的统筹联动和融合互动，充分发挥了政策的叠加效应。同时，区域重大战略将与新型城镇化战略、海洋强国战略等进一步融通协调，进一步优化区域经济布局，释放协同发展的政策合力，形成陆海统筹、城乡协调的发展格局。

（五）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格局加速形成

随着主体功能区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全面推进，我国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正在向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加速演进。主体功能区战略从地域差异出发，面向促进“经济—资源—环境—生态—人口”平衡发展的诉求，按照国土空间结构变化的规律和趋势，对各区域按其功能定位、发展方向加以分类，科学有序统筹布局城镇、农业、生态等功能空间，创新性地解决了各地发展定位和全国的空间战略格局问题，为可持续发展预留空间。

（六）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区域格局持续深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设立经济特区和开放沿海城市起步，由点到线、由线到面逐渐从沿海延伸至沿边、沿江和内陆地区，区域开放布局不断优化，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区域开放新态势加速成形，形成了覆盖东南西北中，统筹沿海、内陆、沿边的改革开放创新格局。

在此，本文从细分空间尺度分析区域协调发展模式的类型及作用效果，对破解我国区域发展深层次矛盾、重塑国土空间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助于推进我国区域协调发展从无序到有序、从低级到高级的协同演化。

（一）城乡融合发展模式

城乡融合是指城市和乡村在人口、社会、经济、空间和生态等维度达到动态均衡，实现“不同类但等值”的目标。城乡差距的本质是城乡二元结构下要素配置失衡和制度性壁垒共同作用的结果，城乡融合发展可作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途径，通过系统性改革重塑城乡共生关系，破除制度性梗阻，促进城乡要素市场双向开放、提升基础设施一体化程度、推动教育和医疗资源下沉，实现城乡发展权利均等、机会均等。通过转变发展方式，不仅能释放超大规模的内需潜力，更为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奠定坚实基础。

（二）城市群和都市圈带动模式

当前，城市群和都市圈已经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态。截至2024年，全国已形成19个国家级城市群，以26.0%的国土面积集聚了全国78.0%的常住人口，创造了约85.0%的经济总量，其人口密度（441人/km2）与经济产出强度（0.44亿元/km2）分别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和3.3倍。城市群和都市圈可通过规模效应和网络效应有效破解传统行政区经济下的要素流动壁垒，显著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推动形成“核心引领—网络辐射—梯度协同”的新型区域关系，辐射带动周边地区发展。

（三）省际合作的交界区发展模式

省际交界地区一直是区域经济发展中矛盾和问题较为突出的地区，行政分割导致省际交界区域的发展成为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突出短板和薄弱环节。深化省际合作能有效激活交界地区的发展潜能，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和产业协同布局，显著提升交界地区的经济集聚效应。未来应着力构建省际协同治理机制，破除行政壁垒，重点加强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培育跨区域产业集群，打造省际交界区域经济增长极，推动交界区从“边缘地带”向“增长枢纽”跃升，成为省域经济增长的新空间。

（四）流域共治模式

从空间特征来看，黄河、长江等河流的上、中、下游呈现显著的“经济梯度差”，即从欠发达的上游地区到发达的入海口区域，形成典型的区域协调难题。因此，有必要采取流域共治模式，推动上、中、下游协同发展。以流域为基本范畴，上、中、下游之间形成统一的经济带，经济带战略的实施可打通东、中、西地区之间的经济脉络，有效加强区域间的资源整合和经济协作。这种“以线串点、以带促面”的发展模式不仅促进了产业的梯度转移和要素优化配置，还促进了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促使中国区域格局向区域联动、轴带引领、多极支撑的新格局转变。

（五）主体功能区的优化开发模式

主体功能区战略要求按照不同区域的功能定位，实行差别化的发展方式。城市化地区要加强经济和人口集聚，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重塑经济增长新动能；农产品主产区要进一步强化国家粮食安全责任意识，明确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重点生态功能区要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明确生态保护空间。主体功能区划分在提升经济效率的同时也促进了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生态安全、粮食安全和经济效率的多维共赢。

（六）陆海联动的统筹发展模式

目前，海洋已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第二空间。但是，在规划管理边界、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链融合等方面，陆海发展中存在不对接、不兼容的现象。陆海统筹发展模式不仅能破解陆海分割的制度困境，而且有助于协调陆域和海域两大系统，以陆地国土的基础支撑作用和海洋国土的重点开发相结合，合理配置资源，促进陆海产业融合发展，全面提升陆海空间开发的协调度、陆海基础设施的通达程度，促进陆海国土整体发展战略布局的优化，以及海洋、沿海、内陆的协调发展。

（一）内生动力：要素、产业、创新

一是要素流动优化资源配置。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能够突破地理限制，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形成规模报酬递增的经济发展模式。因此，未来可通过数据要素赋能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如将数据要素与农业、传统产业、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等领域相结合，充分释放数据要素的“乘数效应”，为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二是产业协同增强区域韧性。产业协同发展会打破区域间要素壁垒，推动区域资源向更广泛的空间优化配置，降低区域对单一资源的依赖，通过资源共享促进生产要素跨界重组，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合作和协同创新，提升区域产业韧性和竞争力。三是科技创新促进范式跃迁。创新是转换经济发展动力的关键，也是增强区域发展动能的动力源。科技创新对区域协调范式的推动作用，本质上是通过优化生产要素、重塑生产方式、升级治理逻辑，推动区域协调从传统模式向更加高效、更具韧性的范式跃迁。

（二）外源动力：政策、市场、环境

一是政策工具破除合作壁垒。当前，地方保护主义、要素流动梗阻、标准互认不足等问题仍是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核心问题。通过政策工具的多元化创新，可有效打破行政藩篱，释放区域协同发展潜力。中央可通过立法和政策指引，明确破除区域壁垒的刚性约束。同时，可设计灵活的奖惩制度、风险补偿金等，避免地方之间的利益分配矛盾，推动各地区从相互竞争走向合作共赢。二是市场力量重塑资源流向。市场力量的核心在于通过价格机制、竞争机制和创新机制引导资源流向，促进生产要素跨区域配置，优化生产要素的空间分布格局，最终实现效率提升与区域差距缩小的双重目标。三是环境共治传导生态压力。环境问题的空间关联性可促使地方政府创新治理方式，通过建立横向补偿、权益交易等市场化工具，厘清区域间的发展权责关系，在生态约束下形成新型竞合关系，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良性互动。

（三）保障机制：制度、资源、监督

一是制度保障破除“不敢合作”困境。“不敢合作”的主要原因是利益冲突、风险不可控及制度壁垒。制度设计通过法律协议和补偿机制将合作风险从不可控转化为可量化，通过契约化约束和风险共担，强化合作主体的信任基础，提升地方政府协同治理的主动性。二是资源保障破解“不能合作”壁垒。“不能合作”的困境主要源于资源禀赋差异、要素流动受阻、协同能力不足等问题。跨区域的交通、能源、信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使得区域间资源要素得以突破行政边界的刚性约束，在更大的空间尺度内实现优化重构，进而激活区域协调发展的内生动力。三是监督保障消除“不愿合作”惰性。“不愿合作”的惰性，源于考核激励缺失。监督机制将绩效考核结果与官员晋升、财政资源分配直接挂钩，形成“不合作即失责”的强激励，将合作义务转化为刚性责任，强化地方政府的合作行为，提升政府合作的积极性。

（一）强化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叠加效应

区域战略叠加是破解区域发展碎片化、弥合地区间“战略分割”、促进各地区间发展机会和发展权利均等化的重要举措。因此，有必要推动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协同联动，着力提高政策合力效应，进一步释放政策红利。这既需要各类区域战略在战略目标之间保持协调性和一致性，也需要明确各区域战略的功能分工和协调关系，推动各战略之间的有机融合。

（二）推动科技创新赋能产业优化升级，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数字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生产要素的配置逻辑，推动产业升级和区域分工体系形成深度耦合，为区域发展注入新动力。数字技术赋能产业优化升级，既是顺应时代的必然选择，又是提升区域竞争力的关键路径，这就需要政府和企业的共同努力。就政府而言，应加大对数字产业的财政支持力度，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引导资源要素向数字领域集聚，重点突破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等领域的技术瓶颈。就企业而言，应加大对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技术的研发投入，推动技术和产业的深度融合，从而提升生产效率。

（三）优化区域空间格局，形成协调与均衡共促的新局面

对于欠发达地区来说，其发展困境本质上是要素配置效率与空间组织形态的双重失衡。通过打造都市圈、区域性中心城市等经济增长引擎，重构要素配置框架，形成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带动效应，提升欠发达地区的经济效率，缩小区域差距。同时，通过强有力的政策扶持，将区位条件好、经济实力强、人口规模大、腹地范围广、功能较完善的城市建设成为区域性中心城市，培育成为地区新增长极，从而更加高效集聚经济和人口，辐射带动周边地区发展。

（四）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在行政边界与制度壁垒的双重作用下，要素流动面临显性和隐性障碍，导致要素价格扭曲和配置效率低下。构建全国统一要素市场，本质上是优化要素配置效率，通过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激活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重组的内生动力。一是改变地方政府官员政绩的考核目标，在考核评价体系中，应更加侧重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率，从而规范其行为取向，把追求高质量发展作为地区发展目标。二是以“增长主义”为导向的地方性产业政策应该让位于追求增长效率和创新发展的功能性产业政策，改变地方政府实施产业政策的内容和方式，把目标转向解决产业关键要素供求协调、创新突破、“卡脖子”问题解决等产业发展外部性问题上来。

（五）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破除发展壁垒

制度性壁垒是制约经济效率提升的关键梗阻，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本质上是破除发展壁垒，通过制度创新降低交易成本，释放要素重组和价值创造的制度红利。一是放宽市场准入，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更多领域，激发民营经济的创造力和竞争力。二是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促进公平竞争，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三是推进社会事业体制改革，优化教育、医疗、文化等社会事业的资源配置，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均等化程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四是加强社会治理创新，完善社会管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的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