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葛龙｜中国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演进及实践路径

宋葛龙，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产业与市场、体制改革、区域发展。主要论文有《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提供制度支撑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加快培育和形成新质生产力的主要方向与制度保障》《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产业升级关键是绿色》等。

资本市场是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资本市场快速发展，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不断增强。提振资本市场既是稳增长、防风险的“当务之急”，也是中长期调结构、促创新的“战略布局”。当前，我国资本市场在融资端、投资端、监管及开放竞争等方面存在一些体制障碍，制约了其高质量发展。要坚持战略和策略“两个统筹”，加快形成提振资本市场的综合工作体系。统筹好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经济金融良性互动、相互促进格局；统筹好短期和中长期，在巩固好当前资本市场交投活跃的势头的同时，通过深化改革不断增强资本市场发展的内生动力。

资本市场是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强做优做大资本市场具有重要的全局意义。从党的二十大提出健全资本市场功能，到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对更好发挥资本市场枢纽功能作出重要部署，再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防风险、强监管，促进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我国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顶层设计愈益清晰。按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这个根本宗旨，因应宏观经济形势和资本市场变化，2024年9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努力提振资本市场，抓住了当前资本市场运行的主要矛盾，是宏观调控组合拳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性举措。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资本市场发展，在制度建设、风险监管、高水平开放等领域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引领我国资本市场发生了深刻变革，有效释放并持续增强了资本市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效能。

一是建设多层次市场体系。为更好满足经济发展对资本市场的多元融资需求，我国逐步打造形成了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2013年1月，为更好服务创新型、创业型、成长型中小微企业的股权融资、债权融资、并购重组等需求，经国务院批准，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俗称“新三板”）正式揭牌，成为第三家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2013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出台，明确在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基础上，将区域性股权市场纳入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2019年7月，按照科技创新“三个面向”目标导向，为进一步支持科技型企业融资，科创板正式开市交易并实行注册制。2021年9月，为继续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深化新三板改革，我国宣布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目前，多层次市场体系的各板块特色突出，形成了功能互补、错位发展格局，资本市场的总体包容性、适应性和覆盖面均大幅提高。

二是实施以注册制为核心的重大改革。改革是资本市场发展的根本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注册制为核心的系列相关改革扎实推进，资本市场紧紧围绕“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持续释放市场活力与发展动能。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注册制首次写入中央文件。2019年1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总体实施方案》《关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实施意见》。2020年4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总体实施方案》。随着各资本市场参与主体对注册制理念、制度、影响的理解逐渐深化，2023年2月，中国证监会就《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等主要制度规则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标志着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正式启动。同年4月，首批10家企业以注册制正式在主板上市。至此，股票发行注册制实现了从科创板、创业板等增量市场试点到“存量＋增量”全面实施的重大转变。

三是稳步提升上市公司质量。上市公司是资本市场的关键主体和发展基石，提升上市公司质量是增强资本市场吸引力和维护投资者权益的根本之策。与注册制改革相协同，必须坚持把好上市公司入口关和畅通出口关，聚焦信息披露和公司治理，提升上市公司质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了把好上市关，我国监管部门通过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基础法规以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管理办法，持续强化IPO审核标准，完善信息披露制度。为了畅通出口关，发布《关于改革完善并严格实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若干意见》等明确退市情景和标准，强化市场出清机制。近年来，为了进一步提升上市公司质量，2020年10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印发，从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高度，明确了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总体要求，从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水平、推动上市公司做优做强、健全上市公司退出机制、解决上市公司突出问题、提高上市公司及相关主体违法违规成本、形成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工作合力等方面，对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作出了系统性、有针对性的部署安排。2022年11月，证监会实施《推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三年行动方案（2022-2025）》，聚焦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信息披露质量、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能力，推动上市公司“优胜劣汰”。在这些制度建设基础之上，通过“监管处罚＋市场约束＋司法联动”组合拳，我国上市公司质量得到了较大提升。2024年4月12日，《国务院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新“国九条”）出台，推动资本市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从严把发行上市准入关、严格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加大退市监管力度等多角度出发，进一步压实上市公司、中介机构、交易所和证监会等各类主体责任，旨在从源头上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四是强化风险防控和监管。防控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为维护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必须统筹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发展三大重点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持续强化金融风险防控体系建设，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政策制度框架。在风险防控方面，建立了涵盖市场波动与异常交易防范、违法违规与金融诈骗打击、金融机构风险处置、跨境风险防控和系统性风险应对在内的政策和制度体系。比如，2016年1月推出股市熔断机制试点，2017年4月发布《中国银监会关于银行业风险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金融监管方面，通过设立金融委、合并监管机构等举措，构建起中国特色金融监管框架。2017年11月，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成立，旨在进一步强化对金融工作的统一指挥协调。2018年3月，国务院机构改革将中国银监会和中国保监会合并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保留中国证监会，并且对不同监管机构的职能进行了调整优化。2023年3月，设立中央金融委员会、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金融管理体制改革深入推进。2024年4月，国务院资本市场新“国九条”从加强交易监管、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加强资本市场法治建设等角度，提出了一系列“增强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的务实举措，充分体现了强监管、防风险、促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主线。

五是有序扩大双向开放。双向开放既是统筹用好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重要方面，也是推动我国资本市场扩容提质、增强发展韧性的关键之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推动沪深港互联互通、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扩容，稳步推进资本市场对外开放。2014年11月，“沪港通”正式启动。2015年5月，内地与香港基金互认制度落地。2016年12月，“深港通”正式启动。2017～2019年，A股纳入多个国际知名指数。2019年6月，“沪伦通”正式启动，中日ETF互通落地。2019年9月，QFII和RQFII投资额度、RQFII试点国家和地区的限制取消。2019年11月，全面推开H股“全流通”改革。2020年1月1日起，期货公司外资股比限制正式取消。2020年4月1日起，证券公司外资股比限制正式取消。2020年10月，深港ETF互通落地。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横向上覆盖股票、债券、基金、期货等资本市场各细分领域，纵向上逐步贯穿发行和交易环节的双向开放格局。

六是持续加强投资者保护。加强投资者保护是践行金融工作政治性、人民性的重要体现。资本市场的有序运行和功能发挥离不开投资者，加强投资者保护是补齐资本市场治理短板、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资本市场深入践行以投资者为本的理念，通过确立“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原则、加强投资者教育与权益救济等手段，努力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2011年底，中国证监会成立投资者保护局，并开启“12386”投资者服务热线。2019年5月，中国证监会宣布将每年5月15日定为“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通过线上线下活动普及投资知识。2019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修订通过，在法律层面明确“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原则，要求金融机构不得向非专业投资者销售高风险产品，并新增“先行赔付制度”，规定发行人、中介机构在欺诈发行、虚假陈述等案件中需先行赔偿投资者损失。2023年10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从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高度，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在金融发展理念、金融文化、市场制度和行政执法等共同作用下，资本市场投资者的感受得到更多关注，投资者的总体获得感也实现了进一步提升。

随着资本市场制度建设和发展向前推进，资本市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也在不断增强。一是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得到有效提升。2012年至2023年，资本市场累计实现股权融资超过14.6万亿元。截至2024年末，直接融资存量规模超过125.1万亿元，约占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30.6%。二是增强了科技、资本与实体经济之间的良性循环。截至2024年末，科创板上市公司达581家，市值超过6.3万亿元。创业板试点注册制下新上市企业558家，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的融资需求得到较好满足。三是拓宽了居民投资渠道和财产性收入来源。据上海交易所统计，截至2024年末A股累计股票账户数为3.7亿户。2011年至2024年上市公司累计现金分红超过16万亿元，公募基金累计分红超过4万亿元。

资本市场作为现代金融体系的核心枢纽，承担着资源配置、风险定价、财富管理等多重功能。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这个根本宗旨出发，提振资本市场既是近期稳增长、防风险的“当务之急”，也是中长期调结构、促创新的“战略布局”。通过完善直接融资机制、强化风险防控、优化投资者结构，资本市场将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助力实现共同富裕目标。

短期意义：稳定市场预期，引领经济回升向好。资本市场是企业融资的重要平台，也是居民参与优质企业投资的重要渠道，是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晴雨表。过去几年，我国经济运行面临一定压力，宏观统计数据和微观个体感受之间存在一定“温差”，社会预期和市场信心有待进一步提升。在此宏观背景之下，我国资本市场曾出现较长一段时间的低迷态势，资产价格下行进一步导致企业和居民的资产负债表收缩，加剧了经济下行压力。为此，中央提出提振资本市场，要求稳住楼市股市，从资产价格端入手提振社会预期，发挥其“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

一方面，提振资本市场将阻断潜在的资产负债表收缩风险。健康和持续扩张的资产负债表是企业投资、居民消费的重要基础条件。从国际经验看，资产负债表收缩是经济下行期影响金融稳定与经济增长的核心风险因素。当企业因资产贬值、融资渠道收紧导致债务负担加重，或居民因房地产、金融资产价格下跌而导致财富缩水、负债率攀升时，可能引发投资萎缩、消费降级、债务违约的恶性循环。在此背景下，通过系列支持政策提振资本市场可以有效稳定市场信心，及时阻断资产负债表收缩风险。

另一方面，提振资本市场将通过财富效应促进消费扩张，缓解当前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仍是总需求不足，特别是消费需求不振。收入是决定消费的主要因素，稳定收入预期并持续提升收入水平是促进消费的根本之策。资本市场是居民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来源，稳定的资本市场能够为居民提供可靠的投资回报和更加稳定的预期。在此背景下，将资本市场与提振消费联动设计，以财产性收入为支点撬动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将开启“财富效应—消费提振—经济增长”的传导链条，增强居民“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的信心，推动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

从实践效果看，为提振资本市场和社会预期，以2024年9月26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为标志，有关部门出台了系列支持性政策。2024年9月，中央金融办、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的指导意见》，着力培育壮大耐心资本，增强资本市场的内在稳定性；2024年9月，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深化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市场改革的意见》，旨在深化并购重组市场改革，特别是适应新质生产力的需要和特点，支持上市公司注入优质资产、提升投资价值，支持经济转型升级；2024年11月，中国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10号——市值管理》，要求上市公司以提高公司质量为基础，提升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推动上市公司投资价值合理反映上市公司质量。随着政策组合效应持续释放，市场预期和信心明显改善，股票成交较为活跃，2024年四季度沪深股市股票成交量、股票成交额同比分别增长126.4％和124.4％，明显好于前三个季度。同时，经济运行的积极因素累积增多，支撑2024年四季度经济实现较大反弹，同比增长5.4%，较三季度提高0.8个百分点，为2024年全年实现5%的增长目标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长期意义：促进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推动实现国富民强。增长与分配是经济发展的永恒主题，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国富民强必须处理好的重大问题。资本市场既为经济增长提供直接融资，特别是对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支撑，同时也为人民群众参与优质企业发展、共享发展成果提供机制，有助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由此，从中长期看，提振资本市场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国富民强的内在要求。

从增长看，历史上重大生产力的孕育、发展和壮大，均源于科技革命、兴于产业变革、成于金融推动，只有实现科技、产业、金融的良性循环，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才能更好夯实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服务科技创新方面，资本市场能够加速技术、资本、人才等创新要素聚合，畅通“技术创新-产业应用-资本反哺”的良性循环，显著提升科技创新效率。截至2024年11月5日，科创板合计支持577家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新能源等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上市，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产品企业占比达67%，成为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力量。同时，股权激励制度将科技人才与企业成长深度绑定。从2024年A股市场股权激励公告情况看，创业板是数量最多的板块，达到222个，占总公告数量的36.4%，科创板公告161个，占比26.4%，“双创”板块合计占比超过六成，极大激发了科技创新活力。服务产业升级方面，资本市场通过定价机制引导资金流向高附加值领域。据中国证监会统计，2024年科创板、创业板、北交所新上市公司中高新技术企业占比均超过9成，全市场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市值占比已超过4成，先进制造、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涌现出一批龙头领军企业，资本市场服务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的质效明显提升。2024年以来，新“国九条”、“科创板八条”、“并购六条”等政策陆续发布，鼓励上市公司积极加强产业整合，支持围绕产业转型升级、寻求第二增长曲线等需求开展符合商业逻辑的跨行业并购，助力传统行业合理提升产业集中度，也将为产业转型升级创造新的动能。

从分配看，为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必须创造更多渠道、机制，让更多人有机会参与到财富增长的过程中，实打实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资本市场作为连接公众与优质企业的重要桥梁，为居民提供了参与优质企业发展、共享企业发展成果的有效途径。从国际经验看，健康发达的资本市场为居民财产性收入提供了重要实现路径：一是储蓄转化为生产性资本，即通过银行、证券、基金等金融机构，将居民储蓄转化为企业投资，参与经济循环并获取收益。二是长期投资增值，即将养老保险金、社保基金等通过资本市场长期投资，既能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又能为居民提供可持续的养老收益保障。公募基金是普惠金融的典型代表，截至2024年末，我国境内公募基金资产净值合计32.83万亿元，覆盖超6亿投资者。2023年养老金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账户开立超1.2亿户，资金规模突破6000亿元，通过资本市场实现了保值增值。

此外，从建设金融强国的角度，资本市场也是不可或缺的部分。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是大国博弈的必争之地，资本市场作为现代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金融结构优化，扩大金融开放，提升金融领域国际话语权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资本市场发展推动了金融结构的优化。直接融资对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具有重要积极作用，有利于降低金融机构集中度风险，降低系统性风险。股指期货、国债期货等衍生品市场为实体经济提供了对冲风险的手段。另一方面，资本市场发展是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核心抓手。资本市场始终处在金融开放前沿，市场、行业、产品对外开放，境内外市场互联互通，资本市场双向开放能够加速中国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进程，有力增强我国国际影响力。

提振资本市场，最为重要的是破解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存在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和问题，实现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从而提升我国资本市场的吸引力和交易者参与的内生动力。总体看，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规模跃居全球第二位，商品期货交易额居全球前列，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但不管是融资端还是投资端，都存在着发展质量还不高的问题，这是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主要矛盾；同时，监管挑战层出不穷、监管能力有待提升、开放发展和国际竞争力不足等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解决好这些问题，是提振资本市场、维护资本市场长期繁荣的关键之举。

从融资端看，我国上市公司总量不少，但结构尚不合理，头部上市公司科技含量不高，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的作用发挥不够充分。近年来，我国股权融资规模持续扩大，A股上市公司总量突破5000家，但融资结构与产业升级需求存在错配。具体看，一是数量和市值占比失衡。在上市公司中，民营上市公司数量最多，达到3408家，但总市值占比长期徘徊在35%左右；国有控股企业共计1350多家，占比26%以上，但市值占比长期超过50%。除了所有制差别，不同行业、地域之间也存在明显的差别。二是科技领军企业培育力度不足。尽管科创板设立以来累计为近600家科技企业融资超万亿元，但头部企业科技含量仍有待提升。2024年科创板企业研发投入总额达1561.2亿元，研发强度中位数为12.78%，但仍低于纳斯达克的15%以上的水平。

从投资端看，资金不稳定、投资行为短期化问题仍然较为突出，中长期资金总量仍然明显不足，引领作用发挥不充分。一是投资者中散户居多。据统计，2023年底沪市中个人投资者持股市值约10.7万亿元，占总市值的23.2%，除沪股通外的其他专业投资者持股市值8.4万亿元，占总市值的18.1%。除一般法人外，散户与机构投资者占比分别为53%、47%，这种结构导致A股的市场换手率远超成熟市场。例如，2024年某消费股因短期业绩波动，股价在三个月内波动幅度达72%，反映出市场情绪化交易特征。二是中长期资金入市仍然存在瓶颈制约。尽管政策鼓励社保、保险资金入市，但实际进展不快。从保险资金运用来看，资本市场和未上市企业股权是主要投资方向，目前股票和权益类基金投资占比12%，未上市企业股权投资占比9%（两项加起来是21%），未来仍然有较大提升空间。究其原因，主要有考核机制短期化、优质资产供给不足、市场波动侵蚀长期收益等因素。三是财务造假、内幕交易等行为影响长期资金信心。Wind数据显示，2024年A股违规被罚的上市公司高达1011家，较之2023年激增13%；从违规被罚的次数来看，2024年共计2289次，比2023年增长16%。此外，退市制度执行不力导致“僵尸企业”占用资源，现阶段A股市场每年退市率不足1%，远低于纽交所、纳斯达克等市场6%～8%的平均水平。

从监管看，传统痼疾与新兴技术挑战叠加，对完善监管体制和能力提出更高要求，监管难度进一步加大。从传统监管痼疾看，当前资本市场仍面临虚假交易、内幕交易等问题的持续困扰，且随着交易手段复杂化，其隐蔽性显著增强。从监管查处的案件看，存在跨主体协同作案增多、技术性造假手段升级等特点，导致监管筛查难度加大。例如，部分企业利用复杂金融工具掩盖资金流向，如某芯片企业通过海外子公司设立“资金中转站”，将关联交易伪装成跨境投资。又如，某地监管部门发现，2024年当地超过40%的违规减持行为通过“过桥通道”规避限制，某私募基金通过三层股权嵌套完成减持，监管部门对其资金链进行追溯耗时长达21天。从新技术带来的监管挑战看，随着量化交易、算法操纵等新型交易模式的普及，监管科技系统面临严峻考验。据中信证券研究团队估算，截至2024年底，全市场公募量化基金整体规模约2952亿元，私募量化基金整体规模约8370亿元，两者合计超过万亿规模。在此背景下，金融科技快速发展与监管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2024年某头部量化机构通过机器学习模型操纵股价获利2.1亿元，其算法每秒生成超5000笔虚假订单，而传统监管系统仅能识别其中的12%。

从开放竞争看，我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化程度仍然较低，国际影响力不够，与实现金融强国的目标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具体看，一是国际投资者参与度偏低。沪深港通等机制是目前吸引外资流入我国资本市场的重要渠道，2024年深港通累计交易金额超93万亿元，但A股国际化程度仍有限，截至2024年底共866家QFII获得了投资资格，外资通过QFII、沪深股通这两个渠道共持有A股约3万亿元人民币，仅占A股总市值4%，远低于日本、韩国水平。二是双向开放不均衡。一级市场“走出去”快于“引进来”，例如，2024年境外企业在中国实现独立上市的数量依旧为零，而当年共有156家企业成功获得证监会境外上市备案通知书，其中香港99家（包含全流通）、美国56家、新加坡交易所1家。三是国际影响力与市场体量不匹配。根据明晟指数（MSCI）公布的最新全球指数系列季度调整审议结果，预计A股在新兴市场指数的权重约为6%左右，与我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体量规模相比，该比例明显偏低。此外，我国在国际市场的定价话语权相对有限，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参与度也偏低。例如，上海原油期货已成长为全球第三大原油期货市场，期货合约在成交量、持仓量、市场参与者数量方面均已初具规模，但与长期主导国际原油定价权的西得克萨斯中间基原油（West Texas Intermediate, WTI）和布伦特原油的国际影响力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

提振资本市场是一个系统工程。从战略层面看，基于经济与金融之间的关系，必须“跳出金融看金融”，从经济金融良性互动、相互促进的角度，统筹谋划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从策略层面看，要统筹好短期和中长期目标，短期要继续巩固好当前资本市场交投活跃的势头，中长期则要解决好制约我国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问题，以稳定和可持续的投资回报增强资本市场的吸引力，不断增强资本市场发展的内生动力。

统筹好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经济金融良性互动、相互促进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深刻阐释了经济与金融休戚与共的关系。其中，金融作为国民经济的血脉，其根本宗旨是服务实体经济，发挥服务性、支撑性作用；经济则是金融发展的依托，经济对金融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缺乏雄厚的实体经济基础，金融便会成为无本之木。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金融强国建设时明确指出，“金融强国应当基于强大的经济基础，具有领先世界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同时具备一系列关键核心金融要素”，强调要协同推进经济强国和金融强国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经济和金融关系的重要论述，为提振资本市场提供了全局视角和战略性思路，即必须统筹好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经济金融良性互动、相互促进的格局。从政策层面看，既要做好资本市场自身的稳定与发展工作，也要综合运用包括资本市场政策在内的各类政策，凝聚合力，巩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释放经济新动能，切实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其一，要发挥好资本市场和整个金融体系的功能，有力支持经济回升向好。要健全覆盖各类企业发展全生命周期需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切实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更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金融需求，重点支持技术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发展。其二，加强金融政策与其他政策、改革举措的协同配合，稳定并不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中枢。要增强发展规划的战略引领性作用，强化宏观调控协同，优化政策工具组合，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以新的改革红利创造新一轮经济繁荣。

统筹好短期和中长期，巩固好当前资本市场交投活跃的势头，并通过深化改革不断增强资本市场发展的内生动力。着眼于当前，要乘势而上，全力形成并巩固市场回稳向好势头。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均明确提出稳住楼市股市，对提振资本市场提出了明确要求。从推进工作的角度看，一是要加强形势跟踪和研判，强化境内外、场内外、期现货联动监测监管，加强对资金流向、投资者行为的监测分析，增强工作的前瞻性、主动性、有效性。二是要更好发挥两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效用，丰富稳市政策工具，做好增量政策储备。三是做好债券市场风险防控，落实好金融支持地方政府化债等政策措施，坚决防范风险叠加共振。整治非法荐股等乱象，坚决打击误导投资者、侵害投资者财产安全的违规行为。四是加强与市场的主动沟通，完善新闻发言人等制度机制，及时回应市场关切。健全舆论引导责任制，压实上市公司、行业机构声誉管理责任。

着眼于中长期，要聚焦投资端改革、融资端优化、技术赋能监管、扩大开放、市场生态建设等重点领域深化改革，筑牢预期稳定根基。投资端改革方面，关键是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要优化长周期考核机制，降低短期业绩压力，引导“长钱长投”，扩大放宽社保基金、保险资金等长期资本的投资范围，鼓励产品创新。融资端优化方面，关键是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要增强对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业态的包容性，优化上市审核流程与信息披露规则，畅通私募股权基金退出渠道，促进“募投管退”良性循环。支持未盈利科技企业上市，鼓励科技企业通过并购等手段实现资源整合和能力突破，健全区域性股权市场“专精特新”专板服务。技术赋能监管方面，关键是防范系统性风险。面对算法交易、量化投资、数字货币等金融创新，需加快构建监管科技、合规科技双轮驱动体系，运用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交易行为全链条监测，强化风险联防联控。重点加强对高频交易、跨境资本流动、衍生品嵌套等复杂交易的实时监控，建立风险预警模型和优化监管机制。扩大开放方面，关键是用好全球资源。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优化境外上市备案制度，稳步拓展资本市场跨境互联互通，优化合格境外投资者制度。探索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交易所合作，拓宽跨境投融资渠道。市场生态建设方面，关键是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宗旨和功能导向。要通过完善多层次市场精准滴灌实体经济，以专业服务机构筑牢风险防线，培养长期投资文化，倡导价值投资理念，用创新产品连接供需两端，切实增强资本市场自身的韧性和内生动力，有效提升资本市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转自微信公众号：学术前沿杂志